百人牛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百人牛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3 03:01: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的妻子在湖北老家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,去年9月12日晚上,妻子过斑马线时被一辆从死角出来的出租车撞倒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在医院不同,在家照顾好一名植物人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。陈怡还有一个妹妹,因为和妹妹在母亲的照护问题上有分歧,她干脆把所有照顾母亲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,“这样就可以堵住别人的嘴了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里的积蓄就像一个漏水的池子,出水量远大于进水量。老人每年的基础照护费用至少要10万元,而陈怡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千左右。2016年,她不得已卖掉了北京的房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岳母成为植物人后,陈怡的丈夫老宦就逐渐停掉自己开了12年的装修公司业务。岳母住院时,他要经常给妻子送饭,陪她求医问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刚出院时,母亲的病情还不稳定,经常会犯癫痫并伴随高烧,失控时,老人会咬破嘴和舌头,弄得满脸是血,最多时需要五个人才能控制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副会长伊丽苏娅长期关注植物人群体。她认为,植物人托养机构审批难,在于政府没有将植物人纳入类似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服务和管理体系之中。这导致植物人托养机构的主管单位至今没有明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宁今年60岁,是上海某高校日语系教授,2017年,他检查出肠癌,很快接受了手术。手术很顺利,按计划,做完8次化疗后他就可以重返讲坛,“写他没写完的书和文章,继续带学生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数情况下,对于植物人及其亲属来说,回归家庭也会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。除了陪护者身心俱疲,护工难寻、费用高昂外,家属和护工都普遍无法应对植物人的一些医疗护理问题。北大国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护士长杨燕君说,平时,家属想给植物人换根胃管可能都需要带着病人跑到医院,而这本来是社区医疗机构可以解决的事情。但是现有环境下,社区医护人员可能不具备这方面能力,而且他们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报酬微薄,这与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劳动力不成正比,因此,社区医疗机构出于综合考量不愿做这类事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月30日,孟红带着高宁回了上海,她准备让高宁继续在医院做康复治疗,自己则要开始工作,她把退休年龄又延迟了三年,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收入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社会保持联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过,并非所有植物人都可以接受神经调控手术。杨艺说,严格来说,植物人分为持续植物状态和微意识状态两类,前者对外界和自身没有任何反应,后者则还存在一定响应,微意识状态的患者在临床约占植物人群体的30%。但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,有的人会在两种状态间不断切换,而将微意识患者明确识别出来是她所在团队最基础的一项工作。也只有这部分患者才最适合接受神经调控手术。